扩权赋能强镇促村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08-02 05:56 admin

镇街是前线、一线,镇域强则县域强、县域强则市域强。这是博罗县石湾镇新貌。石湾镇供图(资料图片)

惠城区横沥镇黄沙洞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 惠州日报记者彭红霞 通讯员何东来 姚荣秀 摄(资料图片)

推进扩权赋能强镇促村,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推动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构建更好服务群众、简约精干、运转高效的基层组织架构的客观需要,更是增强镇村发展新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当前,通过对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深入调研,并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不断健全完善镇街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推进放权松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激发镇村发展内生动力,在差异化发展中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生动局面,可以更好地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

经过多轮改革,我市镇街行政管理体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现有的镇街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推动经济发展、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等需求。调研发现,当前我市镇街行政管理体制主要面临以下七大难题。

权责不对称是影响镇街发展活力的最大难题,乡镇政府以“有限”的权力承担起“无限”的责任,成了“无奈政府”。除了少数事权外,镇街一级拥有的事权几乎都是上级政府事权的延伸或细化,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往往将大量考核指标与任务往下压,镇街承载着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民生服务、综合维稳、安全生产监管、食品安全等大量事务,与承担的责任相比,现行法律法规很少将行政权力直接赋予镇街。县区与镇街职责关系亟待理顺,由于尚未制定镇街权责清单,镇街与县区部门的权责不清,导致许多事项最终由镇街和村居兜底买单。

责任上轻下重,上级部门为督促各项工作,过于强调属地管理责任和一票否决,没有理清“负责、协助、会同”三项权责,“责任状”借着属地管理名义成了转嫁责任,“一票否决”也让基层头悬利剑,最终,责任追查的“板子”也都打到基层干部的身上。经抽查了解,2018年镇街签订各类责任书普遍有10多份,其中淡水街道数量最多,签订了维稳、动物防疫、文物安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打假、环保等20份责任书。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乡镇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市GDP超100亿元的镇街有10个,50亿元至100亿元的有10个,人口超10万的有15个。这些经济较为发达镇街在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持续增长的同时,政府功能不完善、权责不对等、公共服务薄弱等矛盾愈发凸显,面临着“小马拉大车”、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些镇街在许多新问题面前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希望上级下放一些管理权限的同时,给予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扶持,解决发展制约问题。不少镇街希望市级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指导,对应国家和省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拆旧复垦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研究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防止政策空转。对农村违建等顽疾,希望出台农村建房有关政策,不能只堵不疏。

由于对镇街的职能定位不清晰,镇街政府工作面面俱到却又问题不少,不管是乡镇还是街道,不管是什么主体功能的镇街,都抓招商引资,村村点火、镇镇开花,不可避免带来了同质化竞争。另外,由于早期粗放式发展,环保历史欠账较多。以惠阳区新圩镇为例,在对2800多个污染源进行排查后发现,大多数是低产值、污染大、安全隐患较多的企业所致。产径村500多家企业,只有一家是规上企业,而且大多企业设备落后,产能低下,给环保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多数镇街的财政只能维持机关基本运作,普遍反映缺乏发展资金,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投入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沦为“吃饭财政”,缺少发展资金。据统计,2017年度可支配财力超亿元的镇街仅有8个,占全市的11%;5000万元至1亿元的镇街有20个,占比28%;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镇街有21个,占比30%;3000万元以下的有22个,占比31%,比例近三分之一。许多传导给镇街的事权任务没有相应下放人力和财权,不少乡镇反映万事都自出配套资金而且是高配,导致财政压力大。对此,有乡镇建议建立乡镇事权清单制度和分享机制,理顺分配关系。按“财力贡献型”、“潜力型”、“困难型”以及“资源保护型”类别对乡镇进行分类,从税收存量返还、增量比例分享、激励性补助、转移支付等方面,建立差别化的收入分享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也要跟上。

当前,镇街编外人员管理处于模糊地带,数量过于庞大,且不断膨胀,有的县(区)镇街在编人员与编外人员比例高达1:2,不少镇街出现工资发放困难的情况。干瘪的钱袋子还要养大量的人,在民政、劳动、教育、卫生、文化、司法等方面,没有对适宜采取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尽可能交由社会力量承担,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

基层政府和组织职能不清晰,往往是大而全。镇街“看得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县域行政执法联动不顺等问题突出,长期困扰基层。镇街没有执法权,发现问题或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或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导致效率低下。各镇街存在不同程度自主设立机构现象,有的镇街自行设立或挂牌的机构多达20个,对事业单位管理较为混乱。镇街党(工)委对市、县(区)派驻镇街机构“七所八站”缺乏有效的管理,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沟通协调,未能形成有效工作合力。不少镇街干部反映,“最大的挑战是社会管理。在开展巡查两违、环保、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发现违法行为,由于没有执法权限,只能通过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和向上级汇报情况,上级部门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来处理,走程序时间太长。”

说起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容,但基层干部反映,这个表述该改改了,现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不仅责任压力大,日常工作还被形式主义耗费了大量精力。基层反映一项重点工作检查,一排排档案摞满了十几张桌子,村里迎接一次检查活动就需要准备9份档案存档,因为要经常打印资料,把附近的打印店“扶富”了。还有乡镇反映40多项工作要建立台账,大量微信工作群“走形变味”,变成基层的另类包袱。基层被迫应付上级任务,这也就容易催生乱作为。一些基层干部觉得“痕迹留硬点儿,工作干虚点儿,考核不扣分,就没我啥事”。凡事都得留痕,扶贫工作把照片拍了,手册填了,却把贫困户的需求忘了;安全生产日报报了,隐患清单写了,执法文书下了,却把隐患整改忘了。

镇街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等情况突出,部分边远乡镇35岁以下年轻干部比例不足20%,年轻干部的紧缺致使这些乡镇后备干部储备不足,队伍出现“断层”;职级结构不够合理,比如惠阳区镇街机关副科以上干部占机关公务员总数的49.2%,实际各综合性办事机构仅有1至2名中层及以下工作人员。一人多岗、一人多职的现象十分普遍,乡镇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干部。事业单位人员流动渠道不畅,基层干部成长空间有限。许多基层干部直到退休还是正股或副股科员,“一岗终老”现象十分常见,晋升“天花板”问题影响了乡镇干部的工作热情。经常直面上访维稳、征地拆迁、公共安全和利益调节等矛盾冲突,工作任务的压力、问责追责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导致“留不住人”,乡镇干部没有归属感,有的干部只能以乡镇为“跳板”,通过公开选调或招录考到上级机关。

同时,对基层干部重考核、轻激励,容错机制效用未有效彰显,部分干部想甩开膀子却难以卸下思想包袱。这些机制亟需建立,不然谁都不敢放手做事,更没有人愿意分管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扶贫和环保等这些容易被问责的工作。基层干部一旦出现“自保”心理,工作就难以推动。

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弱化,对农村特别是村民小组一级事务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议事制度不健全,部分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部分村居党组织书记综合素养较低、落实上级部署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特别是村居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以后,难以保证村民公选出来的主任的党性和能力,一旦发现不能胜任,又缺乏相应的更换补救机制。不少基层干部反映,村居党支部对村居的核心领导力有所削弱,村民小组党员的话语权较小,家族势力对村居选举的影响值得深思。财政对村居的支持力度有限,村居“两委”干部补贴水平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村民小组长待遇较低。

镇街是前线、一线,镇域强则县域强、县域强则市域强。必须聚焦制约镇街社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深化改革,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全面激发基层发展活力。如何改革?一言以蔽之:扩权,减负,放活!

一是因地制宜推动差异化发展。根据镇街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区分不同类型乡镇,将全市71个镇街划分为调整优化、重点拓展、农业与乡村、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类,突出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由过去镇镇要当“全能型”选手,向争当各自功能区的“引领者”转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工作实际,强化不同类型乡镇政府的职能重点。对于调整优化区的镇街,推动工作重心转到推动产业高端化和优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发展环境上来,让强者更强、优者更优,可逐步取消招商引资类考核。对于重点拓展区的镇街,重点强化发展产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城镇规划建设、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等职能,完善基层政府功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建设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各具魅力的新型城镇。对于农业与乡村区的镇街,着力推动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强化服务“三农”、公共服务及完善农村经营管理、扶贫开发等工作职能,打造现代化产业特色镇。对于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区的镇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着力打造绿色发展示范镇,不考核工业指标。

二是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做到权责相称。坚持市级支持县区、县区支持镇街,按照“依法下放、权责一致、能放即放、应放尽放”的原则,将直接面向人民群众、量大面广、乡镇服务管理更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下放给镇街。通过直接放权、分离放权、委托放权、内部调整管理权限和服务前移等方式,重点扩大镇街在产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城镇管理、土地管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权,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够有效承接的县级管理权限赋予经济较发达镇,先试点后铺开。强化镇街对涉及本区域内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市编办会同各县(区)制定相关文件,明确下放事项、程序、规则和权责关系,制定县(区)向镇街下放行政管理事项的指导目录,针对全部镇街梳理明确一批基础放权事项,并赋予经济发达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实行分类差异化放权,确保下放的权力事项与地方能力匹配。各县(区)根据指导目录,结合实际,逐个梳理确定各镇街放权事项,指导督促推进下放权力运行的标准化建设。暂时不具备条件下放的管理权限,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熟一批,赋予一批。市相关部门要大力争取省的支持,制定配套方案予以支持和保障,健全监督机制,确保管理权限“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各镇街要依法依规履行职权,确保依法行政。

三是出硬招实招给基层“松绑减负”。坚持放权与松绑并举,剥离不符合简政放权要求或超出镇街承担能力范围的责任事项,县级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给镇街。规范委托镇街代办事项和针对镇街的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评比表彰、示范创建等活动,整治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特别是“痕迹主义”,对县乡村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要减少50%以上,全面清理精简台账、报表,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坏,防止督查重复扎堆、层层加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压”。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年度清理情况报市委办公室。

四是全面实行镇街权责清单。在放权和松绑的基础上,厘清县(区)级政府及其部门与镇街的职责关系,明晰部门的主体责任和镇街的属地责任,由各县(区)编办牵头,坚持权责健全、权责公开、权责清晰的原则,梳理制定各镇街权责清单,清单包括法律法规授权事项、县(区)直部门委托下放事项和县(区)直部门派驻机构事项,体现权责事项、设定依据、事项类型、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追责情形等内容。制定权责清单监督管理办法,实现市、县(区)、镇街三级权责清单管理全覆盖。县(区)级政府要制定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

五是建立镇街行政综合执法平台。理顺县(区)、镇街执法权责关系,推动行政执法力量下移,优化执法力量配置,解决基层“看得见、管不着”和执法力量分散薄弱等问题。整合各类执法队伍、职责,健全乡镇政府与县级执法部门的协作机制,建立镇街综合执法平台,与县(区)在镇街设置的派出执法机构合署办公,由镇街综合协调辖区派驻执法机构和执法力量,开展综合执法,日常执法活动以镇街管理为主,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对于镇街要求开展的执法行动,县(区)相关部门要予以支持。全面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建设统一完备、覆盖全面的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和行政执法网络监督平台,以信息化手段促进各层级、各系统间的行政执法协作。

六是依托“互联网+”优化公共服务。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市县镇服务中心(站)对接融合,实行“前台+后台”的运行机制,并逐步延伸到行政村,实现服务事项一站式服务、一平台共享、全域通办和全流程效能监督。大力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和集中办理,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凡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均纳入镇街公共服务中心集中办理,探索“进一个门、到一个窗、盖一个章”服务模式;该在村一级办结的事项在村办结,推动“互联网+”、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进入村级公共服务站,让群众办事“就近能办、即来即办”。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镇街政府采购、村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实行施工类单项合同400万元以下项目不用招投标。各县(区)要提高审批服务效率,探索建立公平简易、方便操作的实施程序。

一是统筹镇街及站所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整合基层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统筹机构编制资源,整合相关职能,统筹镇街党政机构设置和事业站所分类改革,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完善镇街组织架构体系,在机构限额内统筹设置党政办、组织办、经济服务办、社会事务办等综合性办公室。扎实推进事业站所分类改革,严格控制镇街事业站所数量,严禁通过资金分配、考核督查、评比表彰等方式干预镇街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和机构编制配备。除机构编制专项法律法规外,上级相关部门不得要求上下对口设立镇街机构或加挂牌子。加强镇街对事业站所的统筹管理,镇街事业站所实行镇街管理为主、上级业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的管理体制。对派驻机构的考核以镇街为主,其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及年度考核结果应当征求所在镇街党(工)委意见。

二是推进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按照“编随事转”的原则,核定镇街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同步推动人员编制下沉,县级事业单位改革调整出来的编制用于充实镇街工作力量。各镇街可根据实际申请增加适当编制,所需编制在县(区)编制总额中调剂解决。制定用编进人计划时优先向镇街倾斜,镇街出现空余编制的,应及时补充工作人员。加大县域范围内不同镇街间编制统筹调配力度,同时岗编适度分离,让部分县(区)级部门、事业单位的人才下沉到基层一线,县(区)级机关不得变相占用镇街编制。

三是“进、管、出”多管齐下规范镇街编外人员管理。研究制定镇街编外人员管理规定,对各镇街编外人员进行全面摸底,统一核定办法,明确各镇街编外用工控制数,原则上“只出不进”,严禁新增编外人员。实行编外人员员额制,根据精简原则核定镇街编外员额,在总额内由县(区)财政按照一定标准给予经费补助。对聘用人员开展清理规范,采取竞争上岗、转岗充实到村居一线等多种途径予以分流,对不符合使用条件的编外人员稳妥清退、解聘、自谋职业,提高编外人员队伍素质。据了解,国内一些地方的经验可以借鉴,四川青川县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的通知》,江苏常熟市出台了《关于加强镇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的意见》,在“进、管、出”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

四是推动“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凡是适宜采取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和事务性、辅助性工作,原则上引入竞争择优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实行购买,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各县(区)要将购买服务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制定乡镇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指引,编制乡镇年度购买服务计划,明确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完善购买服务招投标、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

一是推动财力保障与责任权力对称下沉。加快推进县(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按照“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逐步形成清晰的县(区)与镇街财政事权清单,进一步完善县(区)与镇街支出责任划分,努力做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对属于县级并由县(区)组织实施的财政事权,原则上由县级承担支出责任;对属于镇街并由镇街组织实施的财政事权,原则上要下放,由镇街承担支出责任;对属于县(区)与镇街共同财政事权,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影响程度,区分情况确定县(区)与镇街的支出责任以及承担方式。对县(区)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等项目,属于县(区)级以上政府事权的,应足额安排资金,除国家和省规定的共同财政事权外,不得要求镇街安排项目配套资金,不得将乡镇(街道)投入情况作为上级专项资金分配的前置条件。

二是实行差别化的镇街财政管理体制。各县(区)要结合镇街经济发展水平、税源基础、财政收支等因素,提高对镇街的税收分成、超收奖励分成、土地出让纯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返还比例,增强基层财力保障。县(区)级政府要强化统筹所辖镇街基本运作、基本保障和协调发展责任,帮助弥补镇街财力缺口。加强和规范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进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全覆盖。统筹做好各类专项资金整合工作,探索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发展镇的正常运作予以补助。

一是打破选人用人的条条框框。树立重视基层导向,选拔担任镇街党政正职的,一般应有2年以上镇街领导干部任职工作经历或3年以上镇街工作经历;提拔县级机关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应优先考虑具有镇街工作经历的干部;选拔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应优先考虑具有镇街党政正职经历的干部。注重从镇街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镇街领导干部,从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择优调任县镇机关科级领导职务。积极争取省政策支持,统筹安排当年镇街公务员招录计划的50%和所属事业单位招录指标的50%,分别面向镇街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优秀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基层服务人员定向招录,要充分考虑镇街用人需求,合理设定招考条件,对艰苦偏远乡镇可适当降低进入门槛。完善镇街事业编制人员岗位聘用、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方面的倾斜政策,畅通各类人才成长机制。

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人才向乡镇流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市人社部门牵头制定事业单位人员合理流动办法,打通市与县、县(区)之间人员流动,以及外市事业单位人员流入渠道,构建人才自主选择、合理流动、有效配置的新体制,激发事业单位干部队伍活力。实施“双向挂职”锻炼,县(区)直机关实行新录用公务员到镇街锻炼工作的制度,有计划地选派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到镇街任职挂职,同时根据“一进一出”的原则,从镇街也选派一批到县(区)直机关交流挂职,有序推进镇街与县(区)直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力度。建立偏远乡镇干部定期交流机制,对在偏远乡镇工作累计满20年且表现优秀的基层干部,可经本人申请安排到县级机关或离家庭住地较近的镇街工作。建立教育轮训制度,落实镇街干部每人每年的专项培训经费,开展有针对性的各类培训,打造视野开阔、思想解放的基层干部队伍。保障基层队伍稳定,上级机关一般不得借调镇街工作人员,因工作特殊需要短期借调的,在征得镇街党(工)委同意后,须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借调时间不超过6个月,在镇街工作不满2年的工作人员,上级机关一律不得借调。

三是逐步健全“越往基层、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适当提高乡镇干部待遇,落实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和乡镇工作补贴、艰苦偏远地区津贴政策,逐步实现镇街干部收入高于本县(区)直机关同职级干部收入15%至20%;完善绩效考核奖励有关办法,提高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在年度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探索实施差异化绩效奖金发放,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真正让干得好的得实惠。对在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地区工作的基层干部,可由单位统一购买人身意外险或交通意外险。每3年选树宣传一批优秀镇街党(工)委书记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设立基层干部关心关爱专项资金,严格落实体检、休假等制度。待遇低下、晋升无望、进出僵化,这些长期困扰基层干部的问题若能解决,必将一扫阴霾,带来活力十足的新气象。

四是建立镇街差异化考核评价机制。各县(区)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不同镇街实际,建立健全高质量发展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持绩效指标设定和目标管理相结合,建立科学化、差别化的乡镇政府服务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行一次性综合考核。建立健全市职能部门与县(区)、县(区)职能部门和镇街之间履职双向考核评议制度,完善社会满意度评价及第三方考评办法,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把考评结果作为镇街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激励约束的重要参考。镇街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可提高到20%~25%。梳理镇街“一票否决”事项,未经省市批准,不以任何形式对镇街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五是建立操作性强的容错纠错机制。针对基层干部工作中容易得罪人、晋升渠道不畅通、怕创新中因失误被问责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澄清保护机制、落实容错纠错机制,科学划清“可容”与“不容”界限,对履职担当、基层创新特别是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失误错误实行“一事一核”,进行综合分析,对给予容错的干部,考核考察要客观评价,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要及时公布典型的容错纠错案例,让干部直观了解容错免责的尺度。正确对待信访举报问题,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

一是充分发挥镇街党(工)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镇街党(工)委对镇街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强化政治引领功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得到全面贯彻落。加强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强化乡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强镇抓村力度,切实落实党建责任,把镇村两级党建责任清单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强化对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强化对村(社区)发展方向、产业规划、资源统筹合理调整及政策落地方面的主导作用。探索建立镇村治理“一张网”,深化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搭建综合管理大平台,建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的治理格局。

二是打造过硬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落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绩效奖励经费,激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充分发挥带头人作用。激励能人下乡返乡,选拔有情怀、有能力、有文化、有口碑,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本村外出务工经商能人、返乡大学生中的优秀党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探索建立选派临近退休(或已退休)惠州籍公职人员优秀党员回家乡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制度。城市街道以软弱涣散社区、城中村社区党组织为重点,注重选拔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社区优秀干部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县(区)每年组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健全制度机制,解决村居干部能进不能出问题。强化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考核管理,每年年底由上一级党组织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年度考核,对不称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或按程序调整岗位,情形严重的予以免职。

三是巩固农村党组织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农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小微权力清单。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向党组织定期报告日常工作、随时报告重大事项的制度。设立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纳入县(区)财政包干。强化村党组织对村小组的领导作用,涉及村小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需经过村党组织批准。探索党组织重心下移和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推动民事民治、共建共享。强化对村民小组长监督管理,规范财务审批权、事务决策权和公章执行权。

四是把社区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建立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及其它各类组织的职责清单,研究决定社区重大事项,领导和支持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开展工作。用好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坚持党组织主导下的居民议事会、民情恳谈会,做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加大街道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内单位党组织的共建共治共享力度。推进资源整合,把社区工作站、社工机构等各种服务群众阵地归整到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主导中来。

五是实施基层基础保障工程。逐步加大各级财政对村(社区)办公经费、补贴待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等三类经费的补助力度。实行村干部报酬与工作绩效挂钩,村党组织书记的基本报酬不低于所在县(区)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倍标准,逐步建立村干部基本报酬可持续增长机制,鼓励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村(社区)“两委”干部补贴。建立村民小组长报酬奖励制度,鼓励县(区)、镇街按一定标准为村民小组长发放报酬,列入财政预算。